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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处于风险状态中，近年来，以江门民众反对鹤山核燃料项目为代表的“低风险、高愤怒”议题越来越呈现频发态势。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出发点，以山东民众反对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事件为案例，探讨在中国语境下，何种机制会导致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我们发现，风险主要经由信息传播和社会响应这两个阶段得到放大。在信息传播阶段，媒体、专家和意见领袖的风险建构引发的信息流属性的改变会对风险信息的放大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风险信息的社会响应阶段，是否存在污名化，以及民众对信息传播者是否信任，都决定在这一阶段风险是否被放大。本研究是对西方风险放大理论与中国当下语境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尝试。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和技术发展，各种“风险议题”密集出现，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有时甚至引发民众恐慌与一定程度的社会对抗。比如各地民众反对PX项目、垃圾焚烧项目、反核项目便如此�？萍挤⒄乖诖瓷缁峤降耐�，也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甚至人类自身的威胁，正如贝克所说，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已经代替物质匮乏成为社会主题和政治议题的中心。
然而通过对这类环境风险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中一些公众抗议的环境项目，其真实风险未必有民众感知的那么强烈，甚至有一些是专家评估为低风险的项目。
为什么在专家看来低风险的事件，有时会引发大范围的公众关注，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哪些关键机制导致了风险信息扩大现象的发生？意见领袖、媒体和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又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本文中，我们把这一过程定义为“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克拉克大学决策研究院的一些学者共同提出，在他们的定义之中，风险放大指的是看起来微小的风险却引发大规模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社会影响，甚至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的现象。在中国语境下，同样存在这样风险放大的机制。
近年来，在中国反核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涌现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个案。本研究选取山东民众反对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的两个个案，考察中国语境下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
一 信息传播阶段：
信息建构与风险放大
信息传播阶段作为风险放大的第一阶段，主要由媒体、专家、意见领袖、社会团体等风险放大站对特定风险事故或事件进行信息建构，并以信息流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相关信息。
信息流成为了公众反应的一个关键因素，并承担了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认为，信息量、信息受争议程度、戏剧化程度以及信息的象征意蕴作为信息流的主要属性，都会对风险是否被放大产生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对媒体、专家和意见领袖建构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考察在信息传播阶段，不同主体传播的信息流对环境风险的放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媒体如何建构风险信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的核议题
1. 传统媒体对乳山红石顶核电的报道
乳山红石顶核电这一个案，从报道主题、消息源选择、报道立场等角度看，传统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还是持相对审慎的态度。
我们选取2007年12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这一个月时间内媒体对于山东乳山核电站的报道，在百度新闻中以“乳山核电”为关键词，检索该时间段中的新闻报道，得到有效样本250篇，分析这些报道的报道立场和消息源选择策略，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从报道主题、立场和消息源选择的角度看，传统媒体对乳山核电和荣成核电议题的建构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或支持话语，在风险信息的建构上总体还是持较为中立的立场。因此，总体来看，在风险的信息传播阶段，传统媒体的信息建构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放大风险的倾向，对核议题的风险信息放大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2. 新媒体对核电议题的呈现
我们通过分析微博对乳山核电和荣成核电议题的报道立场，考察新媒体如何建构核电议题，传播环境风险。
在新浪微博上，以“乳山核电”为关键词，检索该主题的微博，得到有效样本67条。从报道立场来看，这些微博中，有59条都持反对乳山核电站建设的倾向，而另外8条持中立态度，没有以支持乳山核电站建设为主题的微博。
为了对荣成石岛湾核电站议题的微博报道立场进行分析，我们同样在新浪微博上以“荣成核电”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相关微博238条。在与这一议题相关的微博中，反对核电站建设的声音仍然占主流，有44%的微博对荣成核电站建设持反对意见。这些微博将核电站建设与海洋渔业环境以及自然生态景观的破坏、居民的生命安全受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即使核电技术再先进都难以抵挡不可抗力等因素引发的核泄漏等问题。
新媒体上对于乳山红石顶核电议题的呈现，与传统媒体上的报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总体而言，微博对乳山核电和荣成核电这两个议题的报道中，还是有明显的反对核电倾向，传达出对于核安全的疑虑和核辐射的恐慌。这样的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信息传播环节中风险议题的放大现象。
（二）专家、意见领袖如何建构风险信息：核议题的意见争夺
专家、意见领袖之间的意见争夺，主要通过改变风险信息流的信息受争议程度，对环境风险的传播产生影响。
在核电安全问题上，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核电专家和意见领袖们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粒子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就在《北京科技报》、《中国经济周刊》等多家媒体上表明对核电安全问题的担忧，称“核电的不安全系数还不是零”，认为“解决能源问题不能靠原子能，目前还不是大力发展核电的时候”。而另一批以支持核电发展、宣扬核电安全为主要立场的专家，则表示“中国核电技术处世界前列”，“只要按照核安全法规所规定的要求选择厂址，都是安全的”。
在微博上，以@我的威海 为代表的山东当地意见领袖，与@George博士、@正能量粒子_my梅、@Enzpc、@专家冯毅 等微博账号进行了互动，这些微博账号持有者往往是核电领域的专家。核电技术安全性、核电与公众健康这两个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成为专家、意见领袖讨论的焦点。围绕这两个问题，专家、意见领袖就我国核电技术是否能抵御核事故的威胁、核电站建设是否会危害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等具体议题展开争论。
专家、意见领袖在微博平台上就核电安全、核电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争论，增加了民众对此的疑虑，使得民众对核风险认知的恐惧和不确定感增强。为此，意见争夺导致专家、意见领袖传播的信息流中，信息的受争议程度发生改变，从而使得环境风险在信息传播阶段被放大。
二 社会响应阶段：
信息解读与风险放大
对信息流的解读与反应形成了风险信息社会扩散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风险信息被解读、判断，并附加价值。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假定了五种发起反应机制的主要途径：启发式与价值、社会团体关系、信号值、污名化。
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讨论污名化与信任这两个机制，考察在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这两个个案中，这两个机制如何在民众的风险信息解读中发挥作用，进而导致风险信息的放大。
（一） 污名化：民众如何“标记”核事件
污名化是社会响应阶段导致风险放大的主要反应机制之一。
在污名化过程中，民众对接受到的风险信息进行解读，通过对风险事件的某一特征进行凸显，用该特征对事件进行“标记”，从而使得人们在遇到该标记指向的事件时，做出行为响应。其中，“标记”是污名形成的重要环节。
我们以乳山核电为个案，把“标记”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
“标记”的第一阶段，是公众在解读特定风险信息时，对风险事件的属性进行取舍，并有意识放大其中的特定属性。
在“天下第一滩”这个银滩业主自主创建的论坛上，银滩业主作为乳山银滩核电站的利益相关方，他们表达了对于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以及经济影响这三个属性的高度关注。
在放大与凸显核电站建设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和经济影响这三个特性的基础上，民众对核电站进行了“贴标签”处理。这是“标记”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污名得以形成。
针对风险信息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和经济利益这三方面的主题，民众将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意象与核电站相联系，实现对核电的污名化。具体内容见表3。
为此，核电站被银滩业主污名化为会对民众身体健康和经济利益造成损害，且具有强大破坏性和杀伤力的“魔鬼”项目。而乳山核电站更是忽视民意、程序不正当，且为少数人牟利的“非法核电站”。
银滩业主将“魔鬼”、“非法核电站”等意象与核电站建设相连，导致核污名的建立，风险被民众得以“再放大”。核污名的传播，使得民众对核电闻之色变，并导致核电项目在推进时受到民意的强大阻力。此后逐渐被搁置的乳山核电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为了核污名社会和政策后果的注脚。
（二）信任缺失：民众的对抗性信息解读
在本研究考察的两个案例中，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和企业发布的信息都持有一种高度不信任的态度。对政府、企业以及传统媒体的不信任，导致了当地民众对接收到的信息采取一种对抗性的解读方式。例如《经济观察报》一篇题为《石岛湾：中国核电纠结缩影》的报道，讲述石岛湾核电项目从获批、建设到搁置的全过程，并将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核电站拉动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对该项目的规划、核电专家对于核能技术安全的澄清等多个消息源的多个立场纳入报道，使得报道呈现出较为中立的立场。但是，银滩业主@好龙叶公在论坛转载了这篇报道，引发了其他网民的关注，查看数达到4459次，回复达到103条。由于对消息源的不信任，对该报道中石岛湾核电站项目“是我国自主研发、设备国产化率在75%以上”的事实，网民称“谁信啊，那是辅助设备，核心技术都是美国的”；对于报道中称核电专家有关“就像不能因为一次空难，就彻底放弃民航一样，对待日本核�；灿ψ酆峡剂俊钡乃捣ǎ癯啤叭死辔薹ù砗朔�，无法处理核废料。所以，如果真从福岛核灾接受教训，就放弃核站永远不要建，否则全是鬼话“。
为此，信任缺失语境下民众对风险信息的对抗性解读方式，使得原本传统媒体持中立立场的报道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接收到传统媒体对核议题的报道信息后，民众并没有因此对该议题形成中立的立场，而是采取了与传统媒体立场全然相悖的反对立场，对核电议题产生了更强的抵触。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通过对风险信息的对抗性解读，对环境风险进行了“再放大”。
三 结论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环境风险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和社会响应两个阶段被放大。在信息传播阶段，传统媒体、新媒体、意见领袖和专家等风险传播站通过建构风险信息，改变风险信息流的信息量、争议程度等属性，实现风险的放大。而在社会响应阶段，通过信息接受者对风险信息的“污名化标记”以及由于信任缺乏引起的“对抗性解读”，导致环境风险信息在接收过程中再被放大。
信任缺失依然是导致风险社会放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环境群体性事件日益频发的中国，民众对政府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影响风险沟通效果的一大障碍。缺乏信任的风险沟通和风险评估，只会助长民众的不信任并放大社会风险。为此，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基础步骤是建立信任，其次才是针对风险信息传播所做的沟通。如何重建信任，是目前政府进行风险沟通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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